她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又像是终于决定把某件更私人、更柔软的东西拿出来，放在这间被政治语言训练得过于坚硬的礼堂里。
“最后，我想说一点和我自己有关的事。”
台下重新安静下来，她把手放在讲台边缘，指尖很白，几乎和纸页融在一起。
“我是大陆人。”
这句话一出口，礼堂里的空气轻轻动了一下。
不是骚动，而是一种极微妙的、难以命名的紧绷。这里的学生太熟悉地缘政治，太熟悉台海、印太、战略竞争、民主防线、红线、灰色地带这些词。可她说“我是大陆人”的时候，用的不是智库报告里的腔调，而像是在介绍自己从哪里来，像是在说一个人和饭桌、亲戚、旧电视之间的关系。
“我爷爷在世的时候，每天都准时看《海峡两岸》。”
她笑了笑：“小时候我不太懂，为什么一个老人会那么准时地坐在电视机前，像等一封永远不会迟到的信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爷爷的叔父在四十年代随国军去了台湾。从那以后，死生不复见几十年。”
她说出“死生不复见”时，声音轻了很多。屏幕没有再切换幻灯片。她身后只剩一片深蓝色背景，像安静的海。
“直到八十年代末，两边才恢复通讯。那时候，很多人的亲情已经被时间磨得很薄，但还没有断。爷爷晚年终于去了台湾，看他的叔父。叔父已经九十岁了。”
她停顿了一下，像是在想象那顿饭。
内容未完，下一页继续阅读